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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国际社会为何有权批评中国的人权

July 18, 2017

2017年7月18日 09:08

时事大家谈:美国国会通过全球人权问责法,如何影响中国?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自刘晓波病情公开直到身后丧事的处理,美德政府、奥斯陆及国际媒体都予以极大关注。北京一方面在指责外国干预中国内政之时,也不得不同意美德两位专家会诊,并有选择地公开一些相关视频。美国国会也曾就709律师抓捕以及其他类似人权案件,通过一些法案与决议,谴责中国政府。这种状况,并非中国政府指责的那样,是美国等强行干预中国内政,也不是中国爱国愤青所言,是美国以大欺小,欺负中国。原因是:中国加入了26项国际人权公约,美国在履行国际条约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条约国互相监督人权状态的法理基础

在江泽民及胡锦涛统治前期,中国确定了“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原则,为了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共签署了26项国际人权公约,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未获全国人大批准之外,其余的核心人权公约,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数部公约,都予以通过,但对一些条约的某些条款持保留意见。

中国在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之后,就有接受联合国及其他缔约国审议中国人权的义务,研究国际法的学者们都很清楚这一点。只是因为不少中国人(包括不少知识人士在内)不了解这一点,因此对中国政府指责“某国以人权为藉口干预中国内政”的说法几乎全盘接受。有鉴于此,有必要在此介绍他国就中国的人权状态提出批评的法理基础何在。

《从国家义务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者嵇青)一文,曾详细介绍了人权条约的国际义务何以产生:根据不同的人权条约,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一般包括4种类型:1、提交报告的义务;2、接受相关人权委员会管辖的义务;3、成为国家间指控和个人申诉对象的义务;4、出席有关司法诉讼并履行司法判决的义务(按规定只在区域性人权条约中)。

表面上看,似乎国家在承担义务时只针对其他国家,但人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上承担的实质义务并不在此。作者进一步指出,缔结人权条约的虽然是国家而不是个人,但人权条约却不像其他条约一样仅仅规定两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存在着“第三方受益者”,也就是缔约国“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这就是说,国际人权法最终涉及的是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人权条约缔约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以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的,即每一缔约国都有权利要求其他任何缔约国承担人权义务,同时该缔约国自身也承担着同样的义务。国家缔结人权条约的形式是国家间的,但实质上是在其他国家的监督下如何对“在其领土和管辖之下的个人”承担义务的问题――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关注并批评中国的人权。

中国既然签署了这26项国际人权公约,中国国民就成了“第三方受益者”,必须从上述四方面接受其他签约国的监督。

从法学理论领域来说,这属于国际法领域。原来我也不明白法轮功为何可以在西方国家起诉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政府高官,并得到法庭受理,请问了几个律师,也不甚了了。直到读到这篇文章并查询了相关资料之后,才知道是基于以上第3类条约义务。受理这些起诉的国家都是相关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条约赋予了这些国家受理这类案件的法理依据。

为何只有美国站在批评中国人权的前沿?

各项国际人权公约中,签约国多少不等,最多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共有74个签署国及168个缔约国,中国目前尚未最后批准这项公约。也就是说,中国与至少170余国之间,有相互监督的条约义务。能够对中国人权状态进行总体审查的,当然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起来好笑,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的人权委员会,就是因为中国的高强度活动将其变成难于履行职能,美国严重抗议,最后不得不在2006年3月16日,由第60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决定设立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

这么多国家有监督职能,却只见美国屡屡出头要求中国履行条约义务,倒真是应了一个未明说的国际规则:一国话语权大小,由国家实力决定。美国外交官或者人权官员要求中国政府履行约定,一般就是口水仗了结。但如果是小国,后果很严重。据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在数年前一篇专访中所言,中国政府很擅长威胁NGO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保持缄默。如果某位代表对中国有所批评,中国通常会施之以恐吓威胁的报复手段作为回应,包括毁掉某个外交官的事业。丹麦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的决议。在这之后,中国一方面孤立丹麦,另一方面对其施以贸易制裁和其他威胁手段,丹麦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让。出席人权会议的民间组织代表往往遭到中国警告、敌意摄像和公开斥责等手段威胁。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几乎让所有参与者精疲力尽,大多数国家或者组织都会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妥协退让,只有美国仍然坚持坦率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会在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到具体人名和人权案例。

人权理事会的“熊猫归来”

对于四项义务当中的第一项“提交报告的义务”,中国政府在形式上非常认真地履行。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很认真地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年以后的人权理事会提交中国的年度人权报告,正式官称是年度《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陈述中国人权的改善与进步,例如发展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公正审判权、少数民族权利、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利、残疾人权利、环境权利、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内容大同小异,根据形势需要改换一些重点,更新相关数据,只有对外交流与合作都放在不变的压轴位置上,主要是列举中国政府如何接受了上一

年度人权委员会各成员国的建议,以及对世界人权事业所做的贡献。《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分节中,列举了以下成绩:接受其他国家建议204条,占建议总数的81%,涉及减贫、教育、司法等20多个领域;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积极地谋求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担任理事。按照相关规定,人权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两年,最多可连任一次;连续两任后须间隔一年可寻求新任期。除了必要的间隔期之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每逢换届选举,“熊猫归来”是常见景观。只要“熊猫归来”,人权理事会就会出现多个暴政国家重新集结的现象。2013年11月12日,中国以176票高票当选2014至2016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2016年,中国以180票高票连任,任期自2017年至2019年。这当然不是中国的人权状态获得改善的结果,而是中国政府利用了人权理事会的制度性缝隙,并成功施展纵横术的结果。至于如何寻求这么多国家的支持,方法不外乎“利相交”,让这些投票国觉得投票给中国有现实利益甚至预期利益即可。菲丽丝·盖尔直言那些参加人权委员会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利益考虑:一个小国如果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可能获得中国大额援助以修筑公共设施。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1989年以后酝酿的一项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从未获得通过,因为每次这些决议被提出时,就会有某个国家提出所谓“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要求搁置决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事会)表现了欺软怕硬的特点,几乎所有谴责其他国家的决议都能快速通过。

明白了以上情况,就明白国际社会批评中国人权状态不是干预中国内政;在诸多国家中,如果只看见美国在对中国人权状态指手划脚,那是因为美国最不害怕中国,还能挺起腰杆履行国际人权条约规定的义务。

公知看天下 | 蒋经国以专制打开自由路

July 17, 2017
 

今日看点 | 蒋经国:以专制打开自由路

2017-07-17 公知看天下

 

 

 

 
 
重磅一:应该让国人都知道的蒋经国先生
 
 
 

  出处:假装思想者

 

2017年7月17日

 
摘要

 

1.清廉

 

蒋经国先生的清廉表现在自身清廉与严惩腐败,而且从获得第一份官职开始,直到去世50年的从政生涯,“官”越做越大,一生如此,这样的坚守谁不崇敬。这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个政风,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界定,才能真实对蒋经国先生的清廉给予准确评价。

 

首先,自身清廉。1944年8月1日离开县长任上(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着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其次,严格家人。蒋经国先生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以从中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明确规定不到28度,官邸不许开空调,以致于夫人不得不到阳台乘凉;蒋经国先生去世后,靠先生20个月的俸额115万2000元新台币为生,生活异常拮据。

 

年迈的蒋方良对俄罗斯还怀有一份感情,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她从媒体上得知,问胡献堂:“我想见见他,你看找谁安排?”胡献堂打电话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办妥了。见过面后,胡献堂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祖国后再未回到那片土地;去世前,蒋方良问可否葬在丈夫身边,其言令人潸然泪下(在中国传统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因先生长期的严格管束,担心这样的要求是奢望)。

 

再次,打击贪腐。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他经常如此)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最后,政风清新。由于蒋经国先生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清廉使蒋经国先生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的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独尊地位,当党内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无人敢难,因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了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2.为政

 

这里的为政主要是指蒋经国先生为政的目的与为政的方式。蒋经国先生在台的统治,为政是全心为民呕心沥血,为政方式是深入民众从无官僚。

 

先说一心为民。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著;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儿子,被老子干预放了,无奈发表申明向百姓谢罪),最终与孔宋权贵结怨;到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与人民关系密切);李国鼎(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一生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为台湾经济作出杰出贡献;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俞国华(“行政院长”)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再说一生亲民。在赣南,蒋经国先生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许多决策灵感从中产生);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在整个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同意矿上保卫人员搜身;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这就是贫民“总统”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国民党能够在民主化之后人民没有抛弃它,就在于国民党享有了蒋经国先生为民、亲民累积的丰厚的政治遗产。

 

3.胸怀

 

令人钦佩的是,蒋经国先生的胸怀不仅为专制的统治者所“不可思议”,就是民选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比肩。

 

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先生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先生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绝不是为了发泄怒气,而是想问问刺客为何有怨恨,但为美方劝阻),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后交20万美元的保释金放了);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先生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群众方面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世界上如此维持秩序的,恐怕绝无仅有)。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先生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时(此时尚未正式宣布解除“戒严”),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欲抓,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7年12月25日上午,台北市中山堂举行“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在“国民大会”致词时(期间秘书长何宜武代他宣读,此时已说话艰难),在坐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当面攻击他。

 

他的部属要严厉还击被制止了——他完全有这个能力还击的。半个月后的1988年1月10日,蒋经国对着他的一个孩子忽然开口:“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3天后,蒋经国吐血而亡。

 

 

民主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妥协,而妥协是需要胸怀的,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先生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先生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只要有理)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最主要体现在民主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民主着陆的平静、有序(不是没有冲突与对立,而是没有大的流血,更没有死人)为所有国家或或地区仅见。

 

4.政绩

 

着重说说经济成就。蒋经国先生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2-1959年为6.9%,1960-1969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从1951-1989年3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速度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这是蒋经国先生对台湾的民主能够平稳着陆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这一基础确保了民主化后,整个台湾的国民能够理性地享有突然而来的那么多的民主权利——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过度巨大形成的对立,往往会导致民主到位后的不稳定,并将民主制度摧毁(这样的国家或地区俯拾皆是)。所以,没有高经济速度发展而贫富差别较低的经济基础,蒋经国先生具有再大的权威、再大的心愿,恐怕难有民主的和平着陆。

 

最后,我们将传记作者漆高儒的一个总结转述如下: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蒋经国先生去世后,仅有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大溪凭吊,近10年来,对台湾几位“总统”的民调,蒋经国先生总是第一,连民进党的大佬除了攻击他的专制没话可说。张学良老人说过一句十分深刻的话,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台湾的蒋介石就完蛋了。

 

我们也许不能用完人来颂扬他,他的三大缺陷谁也抹杀不掉,特务统治(主要应对异党)、打击政敌(主要指整垮孙立人与吴国桢)与婚外恋情(不止一次),但可以用伟人来敬仰他,永远地敬仰他——他统治期间,呕心沥血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腾飞,也最终顺应潮流代价最小地实现了台湾的民主,从而完成了人的升华——一个曾经的专制统治者的彻底升华,这是我们华人世界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华人世界的真正骄傲。

 

 

 
 
重磅二:马英九今天谈解严30年:蒋经国举重若轻
 
 
 

  作者:小谈哥    出处:台湾论谈 

 

始发时间:2017年7月15日

 
摘要

 

30年前的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解除“台湾地区”的戒严令,此举影响极为深远,彻底改变了台湾的政治发展轨迹。今天上午,台湾举办“解严30:台湾迈向开放民主专题座谈会”,老干部马英九发表了20分钟的演说。

 

曾跟随蒋经国先生7年的马英九,在演讲中回顾了当初蒋经国决定解严的过程,并评价他“以威权终结威权”,“举重若轻”。

 

马英九说,1986年,华盛顿邮报与时代周刊访问蒋经国,刚好那时他担任蒋经国先生的翻译。对方问:“总统先生是不是要解除戒严?”蒋经国回答:“是的,我们修改了‘国家安全法’之后就会宣布”。

 

马英九说,当时听了蒋先生的话,“浑身上下像触电一样,感到极为震撼”。

 

马英九继续回顾,在此之前,蒋先生问他(马英九在演讲中模仿着蒋经国的口音):“英九,你去查查看,‘戒严’在英文里怎么说?”“是Martial Law”,“你去查查看”。于是马英九查了大英、大美等5种工具书,向蒋经国报告。

 

当蒋经国得知Martial Law还有military control(军事管制)的意思时,眉头一皱:“我们没有军事管制啊!”马英九当时感觉:他开始尝试了解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

 

在演讲中,马英九还讲了一件与解严有关的重要事情。有一天,蒋经国将他叫到“七海寓所”官邸,问他:“英九,政府迁台时有没有宣布还代表着全中国?”

 

当时,国民大会正在准备修宪,有人提议继续设立大陆代表,以符合宪制。马英九反复查阅了政府公报,确定没有,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当时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只要依据宪法治国就是代表全中国,不需要设立大陆代表。

 

马英九在演讲中说,当天晚上从七海寓所走出来后,松了一口气,看见满天星斗,心里很舒畅。他说,从那以后,国民大会就没有了大陆代表。随后,马英九在今天的演讲中又说了一句:

 

事实上我们现在也代表着全中国。

 

 

马英九还分享了一件逸闻。宣布解严后,最苦恼的是新闻局:党外杂志还管不管?尺度怎么定?新闻局的人拜托马英九去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说:既然解严,当然要越来越宽,否则不是走回头路嘛?

 

马英九评价说,解严前,台湾面临着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冲击,蒋经国把所有冲击都吞下来,转化成改革的动力。马英九说:“我跟随蒋先生7年,了解他在威权体制内生长,却又亲手终结了威权体制,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还举重若轻。”

 

1987年12月25日,台湾举行“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后,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在出门时,回头深情地看了一眼全场。18天后,蒋经国病逝。

 

 

 
 
重磅三:台湾为什么在三十年前选择走向自由化?
 
 
 

  作者:薛化元   出处: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始发时间:2017年5月19日

 
摘要

 

1949年5月20日,台湾宣布临时戒严(Martial law),但是并未依法呈报政府中央核准,8月,省政府主席陈诚呈请行政院核准将台湾(纳入之前的全国戒严令)划为接战区域,中央政府核定后,1950年1月开始实施。而在戒严令下达之初,就制定了“台湾省戒严时期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限制人民的基本人权,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告解严。当年总统蒋经国作为政治强人,同意解除戒严,是影响台湾后续政治发展的关键转折。

 

蒋经国当年决定解严,与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压力有关。

 

“党外”与美国同时要求改革:1979年,美国不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而以《台湾关系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规范美国与台湾关系。自1980年代以降,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透过听证、通过决议案,以及行政部门以“美国在台协会”为媒介,持续对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发展表达关心。美国更加重视台湾政治改革及自由人权的发展,是后续台湾的政治改革有利的外在因素。至于解除戒严的政策,实际上也受到来自美国压力的影响。

 

而在台湾内部,除了非国民党的党外人士持续主张改革和解严外,中小企业主和专业人士为主的新兴中产阶级也倾向支持政治改革。虽然国民党当局掌握了庞大的资源,和有力的选举动员,党外诉求改革主张,透过定期的选举仍然吸引相当的支持,这也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面对解严等改革要求。

 

此外,蒋经国执政的1980年代,发生多起的弊案与涉外人权案件,也迫使主政者不得不采取改革的措施。这些包括1981年的陈文成博士,在遭到警备总司令部(当时为台湾维护公共安全的机关,隸属国防部,简称“警总”)约谈后,被发现陈尸于台湾大学校园内的“陈文成事件”;以及1984年,军情单位派人暗杀旅居美国旧金山以撰写《蒋经国传》闻名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的“江南事件”。尤其江南案还牵涉到蒋经国之子蒋孝武,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面对上述对蒋经国总统及国民党本身威信带来相当大伤害的一连串事件,1985年底,蒋经国公开声明:继任总统必依宪法产生,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明示蒋家将退出台湾第一线的政治领导工作。

 

 

1986年党外人士突破党禁,宣布组成民主进步党,直接冲撞戒严体制的底线。作为政治强人,蒋经国在民主进步党宣布成立之际的政策决定,有关键性的影响。当时,包括军情机关的保守派势力主张强力镇压,但蒋经国拒绝了逮捕相关人士的建议,在国民党中常会宣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另一方面,蒋经国则借着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董事长葛兰姆(Katharine Graham)采访的机会,表达了将推动改革,但提出了“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的改革底线。

 

可以说,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当局选择顺应改革的方向,以改革争取美国为主的外在支持,决定解除戒严。

 

解严是一种统治体制的转型:虽然解除了戒严,但解严是有限度的。解严之后,军事体制(军法审判)的影响力大减,要求进一步改革的政治、社会空间加大。但是,蒋经国执政晚期,并没有准备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人民无法透过选举决定执政者(党),而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仍受到限制,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仍有待继续推动。

 

当时,蒋经国以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作为解严的前提,加上台湾的动员戡乱体制依然持续,《惩治叛乱条例》、《刑法》100条等箝制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法律,也持续运作。这也是郑南榕因为杂志刊登“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1989年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叛乱罪强制拘提时,自焚抗议的背景。

 

而《国家安全法》除了标举“三原则”的改革底线,使“三原则”在终止动员戡乱、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100条修正后,成为后来限制台湾表现自由的重要根源,更严重的是,第9条更扼杀原本解严后体制内转型正义的推动。

 

从长期的戒严体制解严,事实上也是统治体制的一种转型。

 

根据《戒严法》第10条规定,戒严令下受到军法审判的平民,订有体制内的救济机制,“均得于解除戒严翌日起,依法上诉”,寻求由司法机关重新审判。如此,当事人及其相关案件,可以在解严之后,在司法审判过程,得到厘清真相的可能。可是,《国家安全法》第9条规定,平民遭到军法审判,“刑事裁判已确定者,不得向该管法院上诉或抗告。”剥夺了前述戒严时期平民遭军法审判案件,根据《戒严法》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能。如此,解除戒严的自由化改革根本达不到《戒严法》所规定的效果,相关案件的档案也没有可能因为实质的再审移送司法机关,使被害人和律师得以了解事件的真相,至于国民党当局也回避体制内历史清算的可能。这也使得台湾戒严体制内原本有限的转型正义可能,遭到阉割,而无法实现。就此而言,在历史脉络中,蒋经国是解除戒严的重要推手,也必须负起解严后“转型正义”受阻的主要责任。

 

1988年,蒋经国过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当时台湾仍处于“动员戡乱时期”,长期没有改选的“国会”(又被称为“万年国会”)依然持续。李登辉一开始沿续蒋经国的政策,而在1990年当选总统后,开始展开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

 

当年,除了美国国会早就通过要求台湾民主改革的法案,民进党也持续要求改革,加上当时爆发“三月学运”,扩大了国会全面改选的重要社会支持。透过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明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的期限,再透过终止动员戡乱,废除《宪法》附属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宪法》增修条文提供国会全面改选及政府组织重组的宪法依据。1991年及1992年立法院与国民大会相继进行全面改选,台湾民主化改革跨进了关键的一步。

 

另一方面,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后,由于旋即发生“独台会事件”。被逮捕的嫌犯主要是因为接触史明的言论、著作而获罪,使国人及政治人物重新省视台湾的“非常刑法”对人权的箝制问题。而在舆论、社会运动及反对党派的改革诉求下,当时总统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当局决定废除《惩治叛乱条例》,修改《刑法》100条,终结白色恐怖,在某种意义下是台湾落实自由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尔后,再透过历次的《宪法》增修条文的修正,完成了地方自治法制化与总统直选的工程,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人民透过定期的选举可以决定执政者,而完成了民主化最关键的改革。

 

2000年台湾完成第一次政党轮替和政权和平转移。不过,台湾对于长期“非常体制”侵害人权的历史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历史检讨,“近代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将人权作为宪政体制的优位价值,并未深入政治体制的运作。

 

 

 
 
重磅四:蒋经国——台湾民主“开闸者”
 
 
 

  作者:魏城    出处:英国《金融时报》

 

始发时间:2012年1月13日

 
摘要

 

24年前的今天,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逝世。就在他逝世的13天前,台湾宣布解除报禁;就在他去世的半年前,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这些决定打开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闸门”,也使明天举行的多党竞争的总统、立委选举成为可能。


记得1987年蒋经国解除戒严时,我还在中国大陆媒体工作。当时与一位大陆媒体人谈及此事,他说,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毕竟是中国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创立的,蒋经国也一直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培育,民主意识如果没有流淌在他的血液中,至少也潜伏在他的DNA中,蒋经国解严开禁之举,便是他一心想在告别人世之前实现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遗训的体现。


此言似乎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蒋经国都不像是一个为民主化进程“开闸”的人,更别说主动设计、建设台湾的民主制度了:

首先,蒋经国属于“太子党”,是老独裁者蒋介石刻意栽培的蒋家第二代“接班人”。在蒋经国接班时,全球各国,除了君主制国家之外,无论是右翼独裁政权,还是左翼专政体制,只要名义上号称“共和国”,子承父业的国家还不多见,那时的苏联阵营诸国,虽属极权,但既然号称“无产阶级专政”,权力转为家族世袭便难以想象,至于朝鲜金日成公权私授,搞金氏家天下,则是后来的事。而当时的右翼独裁政权,如南越、南韩等,只要不是君主制,权力世袭也颇为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蒋经国似乎是台湾版的金正日。据说他掌权后,还有意培养一个台湾版的金正恩——他的二儿子蒋孝武,只是因为后来外界怀疑蒋孝武卷入了暗杀美籍台湾作家江南的行为,蒋经国才被迫放弃了培养蒋家第三代“接班人”的努力。


其次,蒋经国曾主管过台湾情治部门,台湾很多侵犯人权、压制自由、迫害异见人士的行动都与他有关联。从这一点来看,他又仿佛是台湾版的贝利亚.

再次,蒋经国没有在西方民主国家留过学,反而曾在斯大林治下的苏联长期留学和工作,前前后后呆了12年,并且具有中共党员与苏共预备党员的双重身份。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说过,蒋经国回到中国时,“思想里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虽然回国后血缘亲情战胜了马列信仰,蒋经国与父亲一起坚决反共,逃台后又共同建设所谓的“自由基地”,但他头脑中仍然没有什么自由民主思想。1955年,美国学者怀丁(Allen Mhiting)访问蒋经国时,蒋经国曾对怀丁说:“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政工、特务、青年救国团被共匪攻击得最厉害,美国的误会也最深,但惟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们就永远没有民主。”就这一层面而言,他又是台湾版的苏哈托。

 

 

但就是这个看似集金正日、贝利亚、苏哈托于一身的蒋家第二代独裁者,却在临终前不久打开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闸门”。


谈到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我比较赞同一些台湾学者的观点:首先,台湾“解严是人民反抗、国际压力与统治者对环境变化的评估(不是仁慈地赐予,而是不得不为)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次,即使是被动所为,蒋经国的改革措施也“明显有其限度,无法与自由化的改革画上等号”。

 

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蒋经国被迫、有限的政治改革的重大意义,而且,恰恰因为蒋经国在台湾、在国民党内的独裁地位,他才能力排众议,解除戒严,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蒋经国临终之前“以专制手段结束专制制度”,台湾的民主才能冲破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阻力得以推进。即使是曾经多年从事党外民主运动的台湾政论家孙庆余也认为,“蒋经国在世最后两年的开放措施,以国民党的体质来说,堪称是惊天动地。蒋经国若不开放,继他之后掌权的国民党保守派更不可能也不愿开放。而既已开放,除非出现动乱或台独运动失控大事,导致国民党保守派有辞可借,国民党开明派及广大的台湾中产社会也不会容许再关闭了。”


大半生均为典型的威权人物的蒋经国,却因其弥留之际的“开闸”之举而流芳青史:在某些学者看来,小蒋的历史地位因此举而一步便从“独裁者”跃升为“伟人”;在多数台湾民众看来,他的声望甚至远远超越了台湾民主时代的某些著名政治家。


那么,蒋经国为何能够获得学界和民众的如此偏爱?


蒋经国民望遥遥领先,自然与其执政时期一贯的亲民作风有关,也与老蒋死后蒋经国在部分程度上弱化了其父的白色恐怖政策有关,例如,美国学者温克勒(Edwin A. Winckler)就认为,小蒋的统治风格其实是一种“软式威权”,有别于老蒋的“硬式威权”;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台湾,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都承认和肯定蒋经国晚年解严之举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曾说,“至少在东亚地区,台湾转型的成本是最低的。”即使扩及到全球范围,台湾的民主转型也属于较为平顺之列。虽然蒋经国是在民众抗争的压力下被迫作出了有限的政治改革,但在各国民主转型史中,却不乏独裁者面对压力拒不交权、甚至屠杀民众的例子,如菲律宾的马科斯、韩国的全斗焕等,即使是西方民主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其民主转型也都充满了血腥、仇杀、动荡、反复、甚至战争,而台湾能够基本和平地过渡到民主,蒋经国的让步自然居功甚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蒋经国从独裁者到民主“开闸者”的转变,并非仅仅是临终最后一脚,而是至少有一年的研究、筹划和准备:早在1986年3月,蒋经国就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在当年10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石破天惊地对外宣布:台湾准备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蒋经国冥辰20周年时,《先锋国家历史》杂志曾有一篇纪念蒋经国的文章《输给时间,赢得历史》,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习惯了靠特务机关将台湾整治得井井有序的蒋经国,也许是第一次见识自己亲自从魔瓶释放出的民主。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


历史应该记住蒋经国弥留之际的这个落寞茫然表情:此时此刻,蒋经国的心情,大概就像整整四年后(1991年圣诞节)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辞职书上签字时的心情:失落乎?欣慰乎?无人知晓,只有落寞的英雄自己知道,独自咀嚼……


但就在此时此刻,这两个亲自打开民主魔瓶的旧体制送葬者的人格实现了升华。

 

 

 
 
重磅四、蒋经国为何选择自由化
 
 
 

  作者:张铁志   出处:ft中文网

 

始发时间:2017年5月27日

 
摘要

 

政治学的基本假设是统治者永远都想要保持政治权力。面对社会要求改革的压力,他会考虑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一旦民间压力让其无法忽视,一旦镇压将会付出巨大成本时,威权统治者会考虑实行某种改革,来维持政治权力的延续。

 

在台湾,战后二十多年的半极权统治之后,到了197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面临来自内外的重大压力,威权体制出现裂缝。在台湾内部,国民党内出现人才老化问题,因而从六零年代后期他们开始思考人才甄补的议题,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以及结合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力量。此外,1970年的岛内“保钓运动”代表新生代对政府不满,并且转向要求言论自由、政治改革,国会全面改选的议题也被提出。

 

对外,先是1971年尼克松访问中国,该年下半年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失去国际支持,并与美国关系面临重大转变。国民党政府深知“反攻大陆”无望,必须向岛内寻求更多的正当性,才能巩固政权。

 

蒋经国于1972年接班,担任行政院长。但在1970年4月26日,当他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访美时,在纽约遭到两位台湾博士生黄文雄、郑自财开枪刺杀,虽然刺杀失败,但对蒋经国带来极大震撼。只是,很难知道这对他两年之后的改革起了什么作用。

 

面对当时国民党内外的危机,他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后,标举“革新保台”,在内阁中大举任用台籍人士,如政务委员李登辉等。国民党的中常委之中,本省籍比例从六零年代的百分之十左右,到1972年增加为14%,1976年增加到22%,1979年33%。可以说,蒋经国试图改变国民党的性质,推动“党国体制的本土化”,来强化政权正当性。

 

但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反对力量的新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是1972年开始的定期选举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党外民主运动开始逐渐成形。虽然政治打压不断,但他们开始逐步以组织化方式参与选举、创办杂志,例如成立以“党外”之名的全国性网络。1977年的选举,“党外”在全岛串连,赢得4席县市长、21席省议员、8席台北市议员、146席县市议员、21席乡镇市长。这场胜利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非正式的政团,但也让蒋经国和国民党意识到,不可如此继续下去。因为他们的有限改革,只是为了修补威权统治正当性的危机,而不愿意看到政治权力被挑战。

 

因此,国民党政府开始采取压制行动。1979年1月,警备总部在1月21日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的莫须有罪名逮捕当时的高雄县长余登发父子。翌日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齐集高雄桥头乡,发动示威游行要求释放余登发。事后,余登发被判处八年徒刑,桃园县长许信良被停职两年。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党外运动在高雄举办一场示威游行,事后对党外主要人士展开大逮捕,八名党外领导者在军事法庭上被以叛乱罪判刑,其余三十三人亦被判刑二到六年不等,是为“美丽岛大审”。

 

 

很明显,面对越来越组织化的党外民主运动,主政的蒋经国决心要彻底镇压当时反对运动的主要领导精英。但是统治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时的镇压造成的恐怖气氛并没有吓退反对的力量。当八零年代的布幕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吶喊,且在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势力取得良好战果,整体得票率比七零年代更高。尤其,几位“美丽岛”受刑人的家属出来参选,“讨公道”,都高票当选。次年,“美丽岛大审”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参选市议员也都高票当选。新一代民主运动者让国民党无法忽视。

 

此后,七零年代点燃的本土意识到八零年代出现更强的“自决”理念,各种社会力的觉醒和新社会运动如环境、劳工和学生,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都让执政党面对新的困境。

 

相比来看,这是类似的刺激与反应:面对1972年之前的国内外危机,刚接班的蒋经国采取了有限的政治改革,希望强化政权正当性,但不愿看到政权受到挑战。到了1987年,挑战已然成形,面对的危机更为巨大,他如果要镇压,可能会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采取了局部的自由化改革(但离民主化甚远,言论自由没开放,国会也没有要全面改选),并且换一套管治架构(如新设置国安法),他们接纳了挑战,但仍希望主导整个政治局面。事实证明,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国民党确实藉由各种资源优势和制度设定,成为可以赢得选举的执政党,直到2000年的内部分裂,才让民进党有机会政党轮替。

 

当然,没有人知道,如果是蒋经国1988年没有过世,国民党会不会在解严之后继续改革,又能否持续赢得选举,而台湾的民主会前进或者停滞。

 

 

 
 
附录:蒋经国解严,不过是将窃自人民的自由部分“还”给人民
 
 
 

  出处:想想论坛(台湾)

 

始发时间:2014年11月23日

 
摘要

 

蒋经国形象在台湾是个迷思,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对蒋经国有莫名的好感。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则是不断从媒体中阅读形象极佳的蒋经国。但是,台湾人真的认识蒋经国吗?媒体真的告诉台湾人真实的蒋经国吗?

 

民主与经济推手的迷思:谈到蒋经国,多数人的联想就是解除戒严、十大建设与经济起飞。如此的联想,蒋经国于是变成民主与经济的推手。

 

关于民主推手迷思,蒋经国解除戒严,只不过是将窃取自人民的部分自由“还”给人民;当时还有万年国会,总统是由万年国代选出、直辖市长也得官派,根本没有真正民主可言;言论自由也得等到李登辉任内修改刑法一百条,台湾人才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许,这可解释成蒋经国活得不够久,否则蒋经国一定会推动民主。

 

在十大建设方面,蒋经国实际上当年推动的是“九项建设”,后来增加了核能发电厂,才变成十大建设。然而,蒋经国主导的十大建设,有几项是奠基在日治时期的建设或是蓝图;若非今年高雄石化气爆,台湾人也不会发现原来十大建设炼油厂的前身是日本海军第六燃料厂。而且这些民生建设,早就该做了,国民党政府却是来到台湾快30年才想到要做。

 

无可置疑地,蒋经国担任总统的1970、1980年代的确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黄金年代;不过,这一切还是奠基在美国的优渥美援、日治时期工业基础、美国关税优惠市场以及勤勉的台湾人。早年,美援还包含学童营养午餐与牛奶。

 

喔!或许又会有人说:国民党从中国带来的黄金打造台湾经济奇迹。曾任蒋介石侍从官、国民党副秘书长、财政部次长、主计长的周宏涛,在2003年出版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一书中就明言:央行总裁俞鸿钧在1950年6月7日向蒋介石报告,1949年以来运至台湾的国库存金,总共375万5千多英两,但至1950年5月底共耗掉321万2千多英两,仅剩54万2千多英两。周宏涛补述,当时消耗存金最大宗为军费,平均每月须拨付近18万英两,所有黄金在1950年9月就已经耗尽。

 

以上的解严、十大建设与经济是大家朗朗上口的蒋经国;可是,很多人都选择遗忘更多的蒋经国。

 

白色恐怖与黑金统治:谈到蒋经国轶事,莫过于已婚的蒋经国和秘书章亚若生下章孝慈、章孝严(蒋孝严)的故事。章亚若在29岁猝死,其子蒋孝严认为母亲是遭到蒋经国部属谋杀。此外,已婚的蒋经国为了追求平剧名角顾正秋,干脆将娶了顾正秋的任显群罗织“参加叛乱组织”罪名入狱。今日,很多人声讨政治人物婚外情,不过却用两套标准来看蒋经国的感情世界,好似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女人一个换一个是“伟人”的象征。

 

 

蒋经国在感情上如此,在政治上依然。早年的蒋经国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就长期掌控情治系统,打造数以万计的白色恐怖。蒋经国任用的特务头子如保安司令部时期彭孟缉、保密局时期叶翔之、总政战部王升,都像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之流。

 

此外,为了维护民主假象,又不愿民主坐大,他以欺诈暴力方式为国民党辅选,关灯作票就是乡野趣谈。当年,台湾省主席吴国桢要落实宪法实施地方自治,蒋经国指使特务系统恐吓地方领袖,甚至企图谋杀吴国桢。

 

为了铲除孙立人,蒋经国制造假兵变逮捕孙立人。雷震反对蒋介石违宪连任并计划与李万居组党时,蒋经国又用匪谍戏码将雷震逮捕入狱。白雅灿参选增额立委的政见要求蒋经国公布财产、缴交蒋介石遗产税、解除戒严,结果遭到叛乱罪处以无期徒刑。杨金海与郭雨新组党,被以意图颠覆政府罪名判处无期徒刑。

 

其后就是大家熟知的1979年栽赃美丽岛事件、1980年美丽岛军事审判、1980年林义雄宅灭门血案、1981年陈文成教授命案、1984年情报局长汪希苓派遣竹联帮杀手前往美国暗杀《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等等,都说明蒋经国独裁的本质。

 

除此之外,当新党在1990年代大骂李登辉是黑金教父时,其实蒋介石和蒋经国才是黑金教父始祖。蒋介石与上海黑帮的关系,早在银幕上演过多次;江南案则是蒋经国与黑帮合作的具体案例。“以夷治夷”是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处理地方统治的模式,黑道、地方派系、农渔水利会等系统协助国民党掌控地方。

 

很多人缅怀蒋经国时期中央政治清明,就连地方政治也光明。想想,当年媒体言论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媒体报喜不报忧,人民讯息被蒙蔽,当然蒋经国时代一片美好。1987年,立委萧瑞征因为工程承包问题遭到枪杀身亡;试想,倘若立委遭到枪杀身亡,在今日的媒体可以吵上几天呢?

 

已故中央研究院院士、经济学者邢慕寰教授在1994年2月27日发表〈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正面和反面的教训〉一文,明确指出蒋经国与财团定期会面,对于财团所提意见“凡有所求,鲜不应允。”也就是说蒋经国几乎全盘买单财团的需求。而且,蒋经国也任用财团老板如林挺生、辜振甫担任中常委。

 

此外,为了护航连战亲家陈查某所属的“青果输出公会”打击高雄青果合作社,加上高雄青果合作社主席吴振瑞拒绝购买经济部长李国鼎推荐其弟公司的纸箱,蒋经国特务系统制造了“剥蕉案”,导致台湾出口到日本的香蕉一蹶不振。最重要地,1985年牵涉百亿的十信风暴,更是政商合作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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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点评巴西前总统因贪腐被判刑9年半

July 17,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09

7月12日,巴西一条新闻震惊世界。前总统卢拉因贪腐被判处9年半有期徒刑。这个卢拉不简单,他出身贫穷,是巴西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在他总统8年任期内,巴西史无前例的经济腾飞,并通过一系列社会计划,帮助数千万民众脱贫,引领巴西作为新兴大国登上国际舞台。

这个被奥巴马誉为“地球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准备明年再出山,再度竞选总统。据民调,卢拉支持率高于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但他栽了,竟栽在一栋豪宅上。对他的爆料从这开始,厄运缠上了他。卢拉通过权钱交易,贿款使他成了这套公寓主人。再顺藤摸瓜,他贪污、洗钱涉案金额约110万美元。

巴西与中国大陆倒有些相似:权贵结合,贪官无数,也都在这几年掀起“反贪风暴” 。巴西从卢拉到接他班的总统,到现任总统,及1 / 3以上的两院议员都被卷入违法、贪腐风波。可两国反贪又有一个重大区别:巴西是媒体爆料,民众示威施压,反对党推逼,司法独立调查、判案。这是多元政治下、阳光下的公开反贪路子。中国是某党“纪委” 专权暗箱操作,可秘密向纪委爆料,不可公开媒体“爆光” 。整谁不整谁,制度有多黑,老百姓不知情,别插嘴。两国之差,一目了然。

2017 / 7 / 1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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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时间12号,巴西前总统卢拉因贪污罪被判处九年六个月的监禁。这是自1988年巴西宪法生效以来,首位遭到判刑的巴西前总统。

作出此判决的巴西联邦法官莫罗表示,基于卢拉使用赃款购买和装修其位于圣保罗的一套房屋这一事实,依法判处其贪污罪和洗钱罪。法官表示,鉴于案件的特殊性,卢拉拥有上诉的权利,但卢拉目前尚未作出回应。

巴西前总统卢拉 因贪腐被判刑9年半2017-07-14 10:25 搜狐新闻 来源:人民网)

巴西前总统卢拉召开记者会首次表态称自己无罪

当地时间7月13日,巴西前总统卢拉在位于圣保罗的劳工党办公室召开记者发布会,他称自己无罪,定罪没有任何证据,是政治角力的结果。这是卢拉自7月12日被判贪污罪名成立以来首次表态。在发布会上,卢拉也正式表态将争取获得党内总统参选人资格参加2018年的巴西总统大选。当地时间7月12日,巴西前总统卢拉因贪污罪被判九年六个月监禁。这是自1988年巴西宪法生效以来,首位遭到判刑的巴西前总统。根据判决,卢拉拥有上诉的权利。(2017年07月14日06:29 央视新闻

苏晓康:把激进煎熬成温和

July 16, 2017

从「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没有敌人」,此间距离多少、又如何丈量?这既是从文化到政治的距离,从尼采到甘地的距离,也是从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谦卑、甘下地狱的距离。

刘晓波因「文化激进」而备受批评,又因「政治温和」而同样备受指责,受「两面夹击」如是者,在中国又曾有谁?

从六四清晨在大军环伺的枪口下带出广场抗议学生,到身系牢狱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二十年换了一个人,虽依旧桀骜不驯,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温和心肠。

「文化热」尾声的黑马

大约八八年夏秋之交,我与刘东合作构思《五四》电视片大纲,他是李泽厚的博士生,为「师道尊严」而下战书给刘晓波,约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礼堂辩论。我未前去观战,事后听说双方打了个平手,但坊间说法是两人皆稍微口吃,论战因此而精彩。这可算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尾声花絮,而以「黑马」之称鹊起,刘晓波几乎就是一个「愤青」的始作俑者。

历尽变穷、地蛮天荒之后的八十年代,「文化」忽然风靡起来,各路神仙皆不免「语不惊人死不休」,据称《河殇》对此「集大成」,鞭笞传统,讴歌西化,惊动海内外。未料刘晓波竟嗤之以鼻,他说:

「《河殇》在解说词和画面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港台及欧美的中国学者曾一致指出《河殇》文化上的激进倾向,但刘晓波更激进:

「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

以上两段文字,皆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解放月报》(开放杂志前身)主编金钟对他的专访,那堪称惊世骇俗的一席谈,其狂妄姿态,令雄叹悲放的《河殇》相形见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名句「中国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假如中国八十年代只许选几句经典之语,绝对不能少了这一句。

刘晓波的「黑马」身影,带有尼采、福柯、萨特这一路的叛逆底色,虽然他是后来坐牢才开始读尼采,「第一次读福柯是一九九四年,他的《癫狂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动人心魄,就连很少看理论书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读中进入了凝神状态」,而他的阅读毋宁也在清理自己的偏激。照余英时梳理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化脉络,其间最为激昂的身影是谭嗣同,他一只脚还站在坍塌的传统废墟里。在他身后,反传统的后代们,是连传统的边都沾不上了,支持意识唯有来自西方,刘晓波之醉心福柯(批判权力),于此可见一斑。

「文化」热到八八年底已经热不去了,或者说「热」出了政治疟疾,否则刘晓波定会有更惊世的文化豪举。不过「文化」的退场,恰好将已经热身而跃跃欲试的文学博士刘晓波,送进另一个沙场,他在那里竟一发不可收拾,几度生死......。

飞蛾扑火,火中取栗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认为,一个专制恰好是在它最愿意改革的时候,引发了革命。这颇可以拿来映照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不过中国当时还有另一个特点:大众最不恐惧的时候,恰好是知识分子最谨慎萎靡之际,那大概是厌倦革命、畏惧政治、希冀和平演变的一种综合症。风云骤起于首都最庞大的一个政治空间,那里曾是各种革命妖魔狂舞之地,飘荡着醉人的死魂灵。学生们使性子要跟共产党死磕,「长胡子」的知识界却整体是个「政治唐氏综合症」(先天愚型儿),在旁边又哄又劝,就是不肯跟娃儿们「躺在一条战壕里」。这当口儿,刘晓波飞蛾扑火似的从纽约赶回北京,二话不说就「躺」进学生堆里去了,虽然他遭到「起哄」「作秀」的痛骂──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当时整个「精英」阶层做不出来,可见被毛泽东「运动群众」整怕了的文人,也干不来「民主」。

刘晓波没有「精英」身段还在其次,他懂得向学生运动谋求一个平等的「资格」,这个资格使得他十几天后,得以在野战军滥施坦克机枪,沿西长安街一路杀来围住广场后,在那肃杀的黎明中,说服几千学生接受他跟「杀戮机器」的谈判,随他撤出广场。

这是八九学运期间无数次谈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刘晓波不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学生,也替邓小平杨尚昆避免了在他们那座「英雄纪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杀。这一善举,照中国话说,是大积阴德,大概也值半个「诺贝尔和平奖」吧。

当时没人给刘晓波记这个功德,中共反而逮捕他──此人化解广场杀戮于千钧一发之间,一定要借他的嘴巴来告诉全世界,北京没有杀人。我不知道刘晓波是否可以宁死不从,但他真的没有看见广场杀人,「血流成河」在西长安街上,他该怎么说?他借了他的嘴巴给屠杀者,由此受难者不饶恕他,由此他忏悔不已。然而,历史暂时做不出裁判的这桩公案,彻底翻转了刘晓波。他的狂妄从此一路折损下去,谦和于是乘虚而入。

他那张嘴巴也习惯了左右开弓,出了监狱就「独白」,痛骂他救过的学生──「一九七六年之后,共产主义信仰所强加于中国人的道德秩序的坍塌所导致的全面道德崩溃,也表现在八九抗议运动时期的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令人难以忍受的脏乱就是最好的示范。革命了,造反了,绝食了,就可以不要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了......广场上的每一平方米的空间都有垃圾,......广场上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惊人的浪费......有的学生真的认为自己参加了绝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点什么......我恨这些学生,也恨我自己......活该!谁让我想沽名钓誉呢。写到此,我感到手中的笔在发抖。」(《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与受难者相守

刘晓波的「道德愤怒」,遭来了世人对他更大的「道德指控」。他总是凭直觉骂人,动作也总是太离谱。在中国人的判断里,直到今天对他还是只用一把「道德尺度」。因此,中国不仅知识界是「政治弱智」,社会大众也是「道德幼稚」。

刘晓波只会一种谦卑:面对亡灵。那亡灵只有十七岁。十七岁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死去的无辜、活着的懦弱、权力的暴虐。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

奉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给十七岁〉长诗节录)

〈给十七岁〉叫人第一次看到一个谦卑的刘晓波。九一年他出狱后去看望丁子霖夫妇,「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他一见蒋连捷的骨灰盒,「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一九九九年除夕,他第二次出狱后又去拜访丁蒋二人,得到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难者的《寻访实录》,刘「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来自坟墓的震撼〉)

中国言论箝制、信息封闭,即便产生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业绩和成长背景的资料,也必定付之阙如。描绘刘晓波的文字很少,其中丁子霖蒋培坤的〈我们与刘晓波的相识、相知与相交〉,是极难得的一文,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一个刘晓波。

我发现,在他们笔下,反传统激烈得几无二人的这位「黑马」,其实为人蛮传统,他对丁蒋口口声声「二老」,他也很在乎那些亡灵们大多数都还是孩子,他忏悔「我这十年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这种人道心灵,在中国便是「老人所老,幼人所幼」,而人命比天大,更是很西方的。

他一次次的坐牢,死也不肯出国流亡,与其说是要陪伴那些受难的母亲们,不如说是要陪伴亡灵;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实不足为外人道也。零八宪章发表前,刘晓波常在Skype上和我聊天,有一次他讲了一件刚发生的事情:他所居住地段的派出所,经常无端骚扰、搜查甚至拘禁他,但他还是尽量跟那个所长交朋友,虽然此人很无赖,最近故意来寻衅,带了几个大汉,劈头盖脸就殴打他,又押回派出所关押了十几个小时,刘晓波回家后气愤难忍要上告,这个所长又跑到家里来给他下跪求饶。这个细节讲的是折磨(皮肉和心理),我也听出来一种地狱里的凌辱气氛。监狱并不能折磨刘晓波,他会在那里面跟福柯、萨特遨游,出了监狱他反而要受煎熬,因为他面对了亡灵。难怪他一听到获奖消息,会脱口而出:「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

桂冠还是十字架?

诺贝尔和平奖据说是「天王级」。中国的八零后们获悉很兴奋,但他们不知道刘晓波是谁,「他一定是个好党员、好干部、为人民做实事的好领导」(《时代》周刊);海内外也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

我不敢预期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中国人的惊喜带有很大的艳羡成分,甚至还会参杂「民族自豪感」,却很少有人真懂奥斯陆的意思。这个情势,反而叫得主背负了沉重的荣誉债。

刘晓波还在牢里,已经承荷了国际社会与中国民间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么呢?国际层面比较复杂,此处无法深论,反正西方还得跟中国做生意,投资也暂时没有更好的去处。中国自身则困境已深,政治恶臭,人心塌散,积极的有组织力量在哪里?

从诺贝尔和平奖的单纯视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长、高腐败、高压制,不期然地打压出一位「长期非暴力抗争」(诺奖公告)的和平奖得主;与此同时,民间抗暴运动伴以强烈的造反意识,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渐进、温和、对话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们弃之敝屣。据公安部的数据,一九九三年全国抗议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万起。此暴涨的情势,一方面使中共「维稳」的财政支出与国防开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则使民间从期盼「陈胜吴广」,转而直接呼唤「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张「和平转型」的人,一概被斥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会氛围下出笼的「零八宪章」倍受攻击,被扣上「投降主义思想路线」的帽子。刘晓波荣膺大奖之际,也面临了更艰难的使命。

丁子霖曾劝刘晓波搞研究著书立说,少写「惹人生厌」的时评,他答之曰「我回不到过去了」,又戏称要为刘霞攒下一笔稿费,万一再坐牢的话。其实他想靠网络时评,在中国播撒一点理性、中道、非暴力的思想种子。经历了天安门屠杀后的悲凉岁月,目睹了母亲们丧子的刻骨哀痛,刘晓波不仅涤净了自己的傲慢心态和激进情绪,也从学理上厘清了渐进、和平转型对中国社会整体利益的合理性。他没有白读博士,哲学的底子帮他很干净通俗地讲他的理念,虽然一时尚曲高和寡。

在一定意义上,二○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碾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一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一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复兽行。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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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解严30年 邵玉铭谈蒋经国模式能否在中国复制

July 16, 2017

摘自美国之音海峡论谈:台湾解严30年 蒋经国模式能否在中国复制?(2017年7月17日 01:39

1987年7月14日傍晚,前台湾新闻局局长邵玉铭在记者会上正式宣布“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戒严状态解除。”当时做出台湾解严这个历史决定的已故前总统蒋经国曾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今后只有国家、民族与三民主义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政府在哪里,法统就在哪里。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三十年后,当两岸民众关注刘晓波逝世的新闻并一同回望台湾解严这段历史之际,有许多人发出了共同的疑问,那就是:蒋经国模式能不能在中国复制?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成为蒋经国第二? 《海峡论谈》邀请当年亲身参与历史的前台湾新闻局长邵玉铭与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深度对谈。

邵玉铭首先在海峡论谈节目中表示,当年能够代表政府宣布解严,他感到非常荣幸,当时的心情非常感动,他认为这是一个顺天应人的决策,如今回忆起来,仍感到非常欣慰。

邵玉铭分析当时蒋经国为何决定解严,他说:“到了1987年,国民党已经统治台湾40年之久。这40年来政治是安定的,没有政变,没有流血。经济是繁荣的,我们的知识水准非常的高。大家对政治民主化有共识,所以这是时代的潮流。我记得在1986年9月民进党组党的时候,蒋先生在国民党中常会讲,他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我们国民党要随之有新的做法,来迎接这个变局。

邵玉铭进一步说明,蒋经国知道当时的台湾面临内忧外患,就好像是一个压气炉,如果不放掉一些气,这个压气炉会爆炸。蒋经国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反对的势力逼到走向革命,另一个就是把反对力量拉入体制内做改革。蒋经国最后决定要做一个改革者。所以从1986年到现在为止,台湾没有流血的政变,不像韩国。第二点,经过蒋经国40年在台湾的治理,他培养了党内以及政府各机关高级的干部,这些人都是学识丰富,几乎都有国外的工作经验或留学的历练,所以这些人知识水准很高。这些干部无论是在党内或是政府,都可以充分的执行蒋经国的政策。还有最后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蒋经国是一个政治强人,他拍板定案。在那以后,以及在大陆的邓小平以后,没有政治强人,没有谁可以拍板定案。所以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蒋经国最后决定宣布解除戒严。

接着邵玉铭也补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反对党的成立和发展,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当时在戒严时期是可以解散的,但是蒋经国没有这样做。蒋先生在解除戒严前的两个月,就是1987年的5月,他释放了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犯人,向民进党示好。而且蒋经国还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情,蒋经国说,“台湾的人民都是好的,否则会革命的。”这个时间的掌握,对整个国际以及国内的发展的势力,力量的衡量,再加上他年事已高,他就像是一个乐团的指挥。大家都想把音乐演奏的很好,但是指挥还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是导致台湾政治民主化能够成功的原因。

邵玉铭最后在海峡论谈节目中表示,“孙中山先生很多年前讲的话是非常正确的。他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想请问中共当局,一党专政是时代潮流吗?不久之前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时候引用了刚刚所讲的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我希望大陆能把这句话听进去而且能做得到。我认为既然在台湾的中国人,在香港的中国人都可以支持自由民主,大陆人没有理由不能够走向政治民主。”

习近平曾引用蒋经国常说的名言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并且跟蒋经国当年一样展现亲民作风与打击贪腐,究竟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成为蒋经国第二?更多有关蒋经国与习近平两人的比较,请看海峡论谈0716完整版

陈大卫:悼念刘晓波,传播《08宪章》

July 16, 2017

中国迄今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因肝癌进入晚期,医药无治,于本月13日不幸逝世。作为《08宪章》的最早签字者,我向刘晓波的在天之灵,表示深切的悼念。在悼念的同时,我产生了以下几点联想。

(一)专政体制的虚伪和无耻

刘晓波因2008年起草《08宪章》,2009年12月25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一场“愚蠢的判决,罪恶的判决”,赤裸裸地暴露出专制统治的卑劣和凶残;刘晓波前天去世,进一步反映了这个标榜依法治国的专政体制的虚伪和无耻。

刘晓波在监狱里被禁锢长达八年多,患了肝癌,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进入晚期已无法救治时,才让他保外就医。这个事实本身就体现了当局的非理性和不人道,可是官方媒体却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真令人啼笑皆非。这使我想起不久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遭遇。他在去年1月到朝鲜旅游时,拿了酒店的宣传品,被朝鲜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劳动教养15年。经过持续不断的残酷虐待,瓦姆比尔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濒临死亡,才于今年6月13日获释回到美国,朝鲜夸口放他回美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但瓦姆比尔只过了六天就死了。朝鲜和中国某些官方舆论的人道主义是多么相似——同样虚伪,同样无耻。他们把“颠覆国家政权”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在无辜的瓦姆比尔和刘晓波的头上,关押迫害,本身就是极不人道的恶行。把人整得快要死的时候抛出来,逃避责任,居然还以人道主义来自我标榜。世界上有这样虚伪而无耻的国家行为的,大概不会多吧!

《环球时报》在13日的一篇时评里说:监狱当局安排刘晓波“保外就医,对他进行人道主义救治”。这句表白意在自我贴金,却不小心泄露了秘而不宣的真相:刘晓波长期患肝癌,却得不到监狱当局的“人道主义救治”;明明知道他的病已无法救治,死亡计日可待,才把他推到医院,免得他服刑期间死于监狱。《环球时报》的社评却说要对他“进行人道主义救治”。这是多么虚伪、多么无耻的“人道主义”啊!

(二)广泛传播《08宪章》

刘晓波领衔起草的《08宪章》,提出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六条价值理念,十九点基本主张,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人权保障、言论自由、财产保护等等。全面地描绘了中国应该选择的路径。《08宪章》发布后,海内外附议签名者上万。它表达了成千上万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和期望。当然这份宪章的内容,一些具体的要求和观点,都是可以讨论商榷的。但它毕竟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完备的一整套救国方案和治国方案,至少可以为朝野提供一个探讨研究的基础。杜光先生在《08宪章》发表后不久写有一篇评述文章,题为《08宪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在《08宪章》发表一周年之际,他又发表一篇题为《政治改革的蓝图,宪政民主的丰碑》的纪念文章。这两篇文章的标题点出了《08宪章》的性质和善意。文章指出:《08宪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它立场温和,持论理性,语气平缓,态度和解,描绘出中国的合乎历史规律的发展前景,是我们应该努力促进其实现的政治蓝图,至少是一张可供参考的社会进步路线图。

从《08宪章》的六条价值理念和十三点基本主张里,我们不难理解它的起草者刘晓波的良苦用心。它不但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意图,而且正好相反,是要把国家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走上历史必由之路。它为当政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推进改革、完善自身,从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明确无误的目标。遗憾的是,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当政者却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批判查禁,不遗余力,甚至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在它的作者的头上。掌握专制统治机器的权贵集团的倒行逆施,正好说明《08宪章》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强大思想武器”。

刘晓波去世了,《08宪章》是他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有责任广泛传播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让它所提出的六条价值理念和十九点基本主张,为广大公民所理解,进而在理性地思考的基础上,对民族的发展前途和国家的前进方向取得共识,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我相信,这是对刘晓波的最好的悼念。

(三)取消一党专政的祸害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执政者一以贯之地坚持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对于持有不同意识形态和独立政治见解的爱国人士,一概加以排斥镇压。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六四、直到去年7月9日开始拘捕大量维权律师,都彰显这个专制体制的凶残和无耻。把刘晓波判罪下狱,关押达八九年,重病不予救治,以致保外就医不久就不治去世。这正是这个专制政体推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最新恶果。

人民民主专政的涵义,被概括为“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所谓“对敌人专政”,就是把一切和当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见解有所不同,而且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志士仁人,统统视为敌人而加以专政。一般说来,这些持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士,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打击者,到维权律师,大都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正是怀着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前途的关切,才致力于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敢于批评执政当局的从意识形态到方针政策的失误,为个人权益被剥夺的受难公民伸冤。当政者如果明智的话,就应该欢迎并倾听他们提出的不同意见,支持维权的义举;同时开放舆论,让真理的源泉在自由的研究讨论中涌流,为治国理政提供重要的指导思想。遗憾的是,几十年来的执政者却拒不接受任何合理的批评建议,竟然把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来实行专政,实现着对奴性的顺民民主,对优秀的公民专政。几十年来,一代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他们的迫害与镇压之下,或死于非命,或无所作为,造成我们民族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刘晓波的重病不治而逝,在专制统治的罪恶历史上,添上了一笔新的记录。

刘晓波逝世的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即一党专政,是阻碍我国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坚持党权高于一切,政治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拒绝不同意见,戕害最优秀的社会群体。中国社会只有消除这个祸害,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宪政民主,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017年7月16日

乔木:刘晓波的预言

July 16, 2017

Qiao Mu乔木‏ @QiaoMoo 45分45分钟前(上午4:30 - 2017年7月16日) 

刘晓波2005年写作时,预言中国会有政治异见者获得和平奖,但他应该不会想到五年后,自己在狱中获奖,更不会想到最后的结局。斯人已逝,无坟无碑,无骨无灰。悲夫。pic.twitter.com/nu38xjaK4B

五柳村言:不幸而言中?幸而言中?

丁子霖代表天安门母亲悼念刘晓波

July 16, 2017

VOA 2017年7月15日 23:17

沈阳 —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代表人物丁子霖以录音方式发表悼词,怀念日前在沈阳逝世的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赞扬刘晓波拥有的人间大爱无可比拟,并安慰鼓励刘晓波遗孀刘霞坚强而有尊严地活下去。

刘晓波多年前曾为天安门母亲和六四受难者的权益呐喊。刘晓波2008年因参与撰写零八宪章被捕入狱后,六四开枪镇压期间失去独子的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一再呼吁,要求中国当局释放这位曾在法庭上宣称自己没有敌人的政治犯。

61岁的刘晓波曾因参与89民运而坐牢,2008年又因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丁子霖悼念刘晓波、慰问刘霞的录音全文如下:

致刘晓波、刘霞夫妇: 晓波,您虽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但您拥有的人间大爱是世上任谁都无法比拟的。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永生的。刘霞,为了晓波,为了您自己,为了世界上所有挚爱你们的人,您一定要坚强地、有尊严地,活下去。爱您,您不孤单,我们与您同在。天安门母亲群体。2017年7月14日。

德国之声 | 台湾解严三十年 中国民主能否有契机?

July 16, 2017

日期 16.07.2017

7月15日,台湾迎来民主转型标志性事件“解除戒严三十年”,而就在此前两天,中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服刑期去世。 三十年来,台海两岸经历完全不同的发展里程,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政治生态。

 

(德国之声中文网)30年前的7月15日,台湾当局长达38年的戒严令终于解除,从那一天起外汇不在管制、人民可以自由组党结社,宣扬其他其他政治思想等也不再视为犯罪,台湾的自由年代正式起步,尔后也促成了民主化,直辖市长与总统先后正是民选,人民权力开始拥有权力。

而在30年后的7月15日,中国沈阳一处焚化炉,将病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体被迅速火化。随后,刘晓波的骨灰洒在大海中,官方表示这是"当地风俗",刘氏家族甚至出来召开记者会,对此表示这是尊重家属遗愿,感谢共产党的"人文关怀",随后匆匆离去。

这些画面与说法,让台湾人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曾几何时的戒严时期,许多台湾人因为争取自由,而被当局不明就里、或栽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到自然"病死"甚至当场"枪决",随后被当局政府自行宣布疑犯"有悔意",面对接受"法律制裁"。如今台湾人再度看到这样的景象,只会更加深认为"绝不能回到那个年代"。 30年前与后,台湾与中国的政治生态已截然不同。

 

曾经的白色恐怖

 

台湾的戒严令始于1949年。1947年时,国军与共军在大陆战场交战,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家进入"动员戡乱",动员即全国总动员、戡乱即是戡平匪乱。然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最后被迫撤退到台湾后,随即发布全台湾戒严令,从此让台湾的自由思想受到束缚,白色恐怖时代的冤狱不计其数。

直到1970年代后,国际局势风云变色,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台湾的党外势力日渐蓬勃,主张要求解除戒严声浪日益高涨。 1980年代过后,台湾的抗议浪潮已然成熟,党外人士也在1986年自行组成民进党挑战当局,也让蒋经国决定解严还政于民。最终在1987年时,台湾官方新闻局长邵玉铭代表政府,宣告台湾地区38年的戒严令正式解除。

 

仍有困境待解决

 

至今30多年下来,台湾的自由与民主思想深植人心,尤其时新世代的青年,都认为这是他们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台湾纵使完成了许多政治改革,直接民选出自己的领袖,还是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的教授梁文韬,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台湾解严30年,现今想要走更独立自主的国家路线,但是跟30年前相比,中国因素的改变很大。目前中国已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思想控制却日益严厉。除在国内完全控制舆论外,海外的收买人心也在持续,不少台湾、香港的媒体,或多或少都有中国资金或是影响力在其中。如何与中国这个"巨兽" 相处,关乎到台湾民主的未来。

 

三十年下来,台湾的自由与民主深植人心。图为台湾第四任民选总统,也是首位女总统的蔡英文

  

刘晓波病逝中国民主受挫

 

而从中国角度来看,刘晓波的过世,无疑更让中国的民主自由脚步遭逢巨大打击,台湾解严当时担任的新闻局长邵玉铭就认为,中国的方法相当"不聪明"。他向本网表示:"其实当初就请太太领诺贝尔奖,然后刘晓波有求医的需要,就让他出国,就像一般民运人士对待即可"。可是到最后,中国当局关押他到病情不能拖延,被检查时已经是肝癌末期,他认为中国就像"抱炸弹在自己怀里",最终只能落人口舌。

面对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否还有民主自由的契机?梁文韬自己则表示"很悲观",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喜好权力斗争"。梁文韬说:"中国的百年建设小康社会"理想已经消失,他们现在做事不考虑正当性,"只要我活得下来,所有手段我都可用,包括陷害、栽赃,他们高层就是在彼此猜忌,然后看谁先下手,坦白说,就是回归山林的丛林政治"。

 

 "中国定型的国际观"

 

邵玉铭则说,中国领导人要思考的是,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下,人民教育水平一定不差,不闭关自守,广纳开明的知识份子才是第一要务:"当时我们政府部会首长几乎9成都是留学欧美归国的博士"。话锋一转他也说:"你看看中国的各级官员,外交部官员,有哪几个是国外留学回来的?都是党校教出来的,国际观就是'中国定型的国际观'。"

而今,外界都在高度关注的是,今年中国的十九大,是否会有更清晰的第六代接班轮廓。但专家们都认为,中国的不定性因素太多,除非国家发生重大天灾,如饥荒等,否则未来中国的高压统治,权力不下放人民的态势依旧明显。梁文韬表示:"中国人民的自主意识觉醒才是最重要,由下而上的逼迫自古以来都是政治演变的法则"。

凯中(台北特约记者)

佚名:今夜,我选择沉默。

July 16, 2017

今夜,我选择沉默。

我是一个怯懦的人,我不敢说出我想说的话。但是,我不会用我的声音,为暴力歌唱。

如果不能发出人的声音,我宁可变成无声的泥土,盛接殉道者的鲜血;宁可变成静默的岩石,回响朝圣者的诗篇。

而你们,有太多的恐惧。你们可以删掉人的声音、删掉人的生命;但你们删不掉的是,自己的恐惧——你们内心深处的、日日夜夜的、如影随形的恐惧。你们恐惧,是因为你们选择了恐惧。你们选择了做一个没有敌人的人的敌人,你们选择了做全世界的敌人。

删吧。

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7月15日上午 9:18

编辑: 亚克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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